杨经建 | “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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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
“革命性”重构
作者简介
杨经建，湖南浏阳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摘要：延安文学在对文学语言的颠覆性实验中确立了“工农兵话语”，并通过对其权威地位的确立，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鉴于此，“工农兵话语”既是对“五四”后其他文学话语的转换，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转向。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工农兵话语”在语言表达和呈现方式可以分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以“工农兵语言”为扭结体现出内在的逻辑关系，遂使“工农兵语言”成为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是特定历史语境下顺时应势的“革命”选择，其中有合理的一面——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同时，由于它谋求的是建立整齐划一的话语言说和写作秩序，从而一定程度上漠视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以及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关键词：工农兵话语；延安文学；文学现代性重构
“真正的文学革命，都会在语言反映出来，并归结于语言。”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文学尤甚。“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因白话文运动而起，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瞿秋白主倡的文学大众化，也是由“文字革命”而兴，40年代延安解放区文学同样是由语言变革（“工农兵语言”）而导致的文学“革命”。如果说，“五四”白话文学呈现出矫枉过正的革命姿态，瞿秋白的文学大众化最终表现出文学乌托邦的愿景，那么，延安文学展示出完全而彻底的文学革命精神——暴风骤雨式摧毁和激情洋溢式建立。“毛泽东精准地抓住语言问题，策动了从‘现代白话’到‘革命白话’的置换。”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延安文学的“革命”转折，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将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延安文学是居于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 它上承左翼文学，向后则开启了新中国文学——新中国文学其实就是延安文学的放大与扩展，事实上一直到新时期中国文学都深受延安文学的影响——因而延安文学语言的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整个20 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建构。”
一、“工农兵话语”确立了延安文学新的文学体制
严格地说，延安文学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在延安解放区形成的文学样态，“《讲话》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就是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毛泽东认为没有语言的转变就不可能创造真正的革命大众文学。其次是《讲话》不再将语言问题仅仅视为语言策略与方法问题，而是把它提高到政治立场与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延安文学的语言变革就不像“五四”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那样，纠结于是否愿意的问题，而是必须完成的问题。“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四十年代初期周扬、毛泽东用赵树理的语言为榜样发动的一场对知识分子语言的‘打扫’。这场‘打扫’语言的运动持续很久，至今还从根本上规定着四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品格。”
实际上，延安文学一方面通过语言的艺术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读者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破坏文学语言的常规性而强化文学语言的实用性，以语言的创造活动和包括读者在内的一般人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对延安文学的建设至关重要，因为文学语言的更新意味着通过语言联系着的世界的更新。这个世界不仅指向以“延安”为指代的“解放区”，更指向文学“解放”的世界。因此，以“工农兵话语”为体制的延安文学，对于文学的现代性重构具有某种实验性和创新性价值。“在当下的延安文学语言研究中，如果仅仅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个时期文学语言的变革，能够看到的或许只是其对文学大众化和革命文学建构的意义，而如果将其放到20 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层面来观照，能够看到，这个时期的文学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无疑，《讲话》是延安文学的权威理论文本，并为延安文学乃至之后的整个中国文学确立了新的文学方向。这一方向在本质上为适应政治意识形态所需，又反过来促成了文学的内部转型与外部调整，而转型和调整首先发生于文学语言。“语言问题，是延安文艺整风所欲改善的有实践意义的主要方面之一，也是文艺整风的一个起因。”在此，延安文学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它解构了“五四”以来新文学逐渐搭建的文学话语体制，在对语言的革命性实验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学话语。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的焦虑”中，生发出自强、自新、自立意识并对传统话语进行反思，随之产生了思想解放、个性独立、民主、科学等流行的“五四”话语。“左翼十年”（1928—1937）顾名思义，出现在时势趋左的历史文化语境，尤其是受国际“红色的30年”的感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左翼文人将“革命文学”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表达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相对而言，真正的意识形态化文学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虽然也有一些持有“五四”启蒙思想的作家用革命道德主义理想来衡量、批评现实生活中不合其理想的现象，比如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但很快就在“工农兵话语”的镜鉴下被祛除。延安文学借助“工农兵话语”对其他话语的转换，创造出新的文学话语体系，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用“工农兵语言”尤其是农民的语言，取代“五四”以来新文学中流行的白话文式“学生腔”或知识分子腔。
延安文学所关注的是，文学话语如何推动、帮助语言完成自身的最大利益化——将语言符号的美学功能推向政治实用理性的极致后，构造而成的“工农兵文学”文本。凡是不符合这一文本规范的（如上述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杂感》《在医院中》）被排斥在外。而被推举为文学方向的赵树理小说便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它把语言和写作当作话语实践并向社会实践转化，进而使这种转化有机地和战争、革命成为一体；它不仅为新文学构设出“赵树理方向”，而且形成“五四”之后母语文学现代性重构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质言之，以“赵树理方向”为标识的延安文学既是“五四”白话文学之外创造另一种文学话语的努力，也是文学现代性重构中话语的“革命”化转向。它在构筑一整套文学秩序以及有关文学的“语言的艺术”的同时，不只是运用语言来传达意义，而是创建了“工农兵话语”自身，并通过这种话语建构一个新的现实世界，陈述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和展望。在延安文学中，“工农兵话语”确立的核心指标是文学创作的“工农兵方向”，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工农兵话语”之所以形成，缘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及其文学变革，需要有一套新的话语叙述进行论证和阐释。如果说，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前“工农兵”尚处于正在酝酿、形成的文学话语主体，那么，文艺整风之后“工农兵”从话语主体转变为话语权威。问题还在于，“工农兵话语”最初是由特殊的话语个体——毛泽东精心构思、创制而成的。“在延安时期，如何把毛泽东本人正在积极创构的意识形态话语广泛渗透到民众中去，也是毛泽东正在思考的重要问题。而从各种意识形式本身来看，文艺无疑是当时最为便捷亦最为重要的种类。……文艺整风在毛泽东那里也有着异常合乎逻辑的安排，可说是其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建构途中在文艺领域所必然采取的步骤。”这意味着，对“工农兵话语”的文学权威话语地位的确立，是由具有强大话语权的毛泽东来指认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既表述了什么是“工农兵方向”，也论述了其话语主体地位的形成。有学者甚至提出“毛话语（毛文体）”的概念：“毛文体无疑是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方面，它在几十年的长时间里影响、左右或者完全控制了上亿人的言说和写作，大概再也不会有另一个语言运动能和它的影响相比。”
“工农兵话语”的话语权威地位一旦形成，便规定了延安文学的写作原则，如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也建立起一整套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重新言说和解释。显然，“工农兵话语”就不仅是话语个体（毛泽东）的独白，而是由这一话语个体所推重的阶级群体来发声。延安文学反复强调“工农兵化”“大众化”，亦可由此而理解。事实上，所有文学事实都属于广义的历史叙事，都是特定语境中的话语生产。任何话语均需凭借语言形式才能被表达，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必须在话语的语言维度得到转换。文学话语更要凭借审美化转述——文学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通过语言层面的运作，来影响、改变人们的言语行为中的语词系统和语义系统，并进一步影响、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乃至改变深层心理的可能性。”当文学语言能发挥上述“影响、改变”能量时，文学话语一方面强调话语对主体及其现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话语后面的特定语境及言说者与语言之间的依存关系。
在延安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工农兵话语”的语言范式和言说行为由两方面的结合而实现：话语方式转换和言说方式更变。
话语方式的转换表现在知识分子作者与工农兵大众关系的结构性变动。大众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主体是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前后。面对30年代时局的变幻、“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和“五卅运动”的兴起，左翼文人在历史性省察中意识到，“革命文学”必须通过大众化来参与文学革命运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就急切呼吁：“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左翼文人认为，只有把知识者个体融入大众（阶级）群体中，才会在民族解放的同时也让自己得到精神拯救。及至40年代的延安文学，“工农兵话语”改变了知识分子作家的传统角色认同，而中国传统知识者的自我定位是社会的中心。“工农兵话语”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自我认同，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从最初或多或少带有“五四”启蒙话语的言说立场，实现了与工农兵大众关系的结构性位移，完成了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过渡和变迁。延安文学的“赵树理方向”，指向的就是工农兵大众的方向，因为它解决了“工农兵话语”的基本问题:文学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话语”提示知识分子作家，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是他们自己，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
情况往往是，延安文艺整风“整顿”的就是知识分子作家的话语方式，于是延安文学创作方法、写作路向、文学观念都出现了历史性变化。知识分子作家要想获得新的文化身份，就必须为“工农兵”所化，这既是新的历史情境所需，更是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致。“按照整风后延安文人的理解，就必须让以前处于启蒙主义结构中的作家个人与大众关系发生历史性易位，让创作者在生活、思想和感情上经受毛泽东所言的大众化过程，也即是作家的工农化过程，从而使大众在走上历史前台的同时也使作家个人得以完全隐匿或消融。”如，原先个性倔强、以反抗现存秩序而产生写作激情的丁玲，一旦进入“工农兵话语”的话语秩序，就再无异心且几近执着。“像丁玲这样为毛文体所感召，并且以毛文体参与话语实践，去从事文化和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多至千千万万。”
与话语方式转换相应的是言说方式的更变。“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根源于现代知识分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是创作者个体感时而忧愤的启蒙话语表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仍然属于作家个体现代白话式“学生腔”或知识分子腔。在延安文学中，主要接受“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影响的作家，其原本属于个人化的文学表达方式，都受到了“工农兵话语”的质疑和否定。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知识分子作家一旦面对“工农兵方向”的话语意向和文学需求，便意识到以往的言说方式和惯常的思维方式已经不适合新的话语体系，但是新的言说方式还没来得及形成，于是开发、改造旧形式或民间形式的集体创作成为一种快速的创作方式，一种保证新的话语取向的言说方式。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利用和改造陕北信天游形式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从民间传奇小说改造而成的新英雄传奇小说《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等。知识分子作家从微观的个体过渡到大众化叙事主体，以集约化、组织性的创作形式为主，并在实践过程中将文学写作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为一体。如，对秧歌剧的开发和改造便是如此，工农兵大众真正参与到新秧歌剧的创作、演出和修改的全部过程中。新歌剧《白毛女》更是集体创作的典范文本：创作计划由周扬开启，第一版的创作人员有邵子南（剧本执笔），马可、张鲁（作曲），王滨（执导）。第一版完成后不能令人满意，创作集体随之出现变动，剧本执笔换成贺敬之、丁毅，作曲则增加了李焕之、瞿维、向隅等，导演换成了王大化和舒强。还有一种可以称为拟集体创作的样态，如艾青的《吴满有》、丁玲的《陕北风光》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实际上都参考了多方意见，包括写作对象的意见。
集体创作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学写作方式：一方面，“工农兵”获得文学话语权，他们对于挣脱既往的精神束缚、物质困窘的意愿特别强烈，从而引发了运动式、组织化的文学话语实践的兴盛，“工农兵话语”于是以不同的形式被整合进新的言说机制中；另一方面，就知识分子作家而言，集体创作固然指明了其言说身份的重新定位——从个体到群体，但也暗示了他们新的言说方式正处在现在进行时态中。
概言之，言说者的话语方式转换和言说方式更变，致使“工农兵话语”在延安文学中确定了权威话语的身份地位，也使得“延安文学的形成过程既表现为一种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各种文学现象得以展开的自然顺序，也表现为各种新的文学观念、审美成规、心理机制等在延安文学形成中得以成形的逻辑性构成”。“工农兵话语”在为延安文学提供了存在意义的同时，也取得了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话语制高点。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后，“工农兵话语”也从延安时期的文学权威话语成为新中国文学的权威话语，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发挥了其巨大的制约性和引导力。
二、“工农兵话语”语言表达和呈现的三个维度
虽然，话语（discourse）并不等同于语言符号，但话语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任何一种话语都要通过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中来表达和呈现，语言既是话语的原初形式也是话语的终端显现。“工农兵话语”作为文学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其语言表达和呈现大致可以解析为三点：语言的革命进化观，语言的经验实证观，语言的实用目的观。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五四”前后由启蒙作家创作的白话文学—20世纪30年代革命（知识分子）文人、瞿秋白等人提倡的“文学大众语”—延安文学的“工农兵语言”，这是一条文学语言解构中建构的演化路径，也是延安文学对文学现代性重构的探索性创新和颠覆性实验。相对于胡适在“五四”白话文学中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语言“进化”逻辑（虽然胡适后来对这一语言进化观做出了重大校正和更变），延安文学语言的革命进化观的实质，是要凸显一种新的文学话语权力关系。按照毛泽东在《讲话》中规制的语言层级: 工农兵大众的语言是“丰富的生动的语言”，而知识分子“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在此，语言本身所承载的等级价值产生了颠覆性变化。身为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工农兵大众，其语言能力、习惯以及言说方式，成为创作规范和评价准则；原本通过阅读、写作能力获得文学主导性的知识分子作家的语言优越感，因此而丧失殆尽。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工农兵大众之所以听不懂知识分子的语言，并不是他们的无知，而是因为知识分子对大众生活和语言的无知。是以，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大众不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身份上发生根本位移，而且在文学现代性重构的关系格局中地位也被置换: 长期被排斥于话语言说和语言道说之外的工农兵大众，将取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再造文学母语的历史主角。可以说：一方面，语言的改造使知识分子作家处于“失语”状态，并因“失语”而失却以往的文化身份和语言感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亦因“失语”而获得了新的语言方式，从而提升、改变自己的创作能力。而语言改造的本身更伴随着他们生活、思想甚至个性的改造，最终结果是，由语言的革命进化论而确立的“工农兵语言”，及其以此产生的语言审美价值的更新，使得“工农兵语言”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某种先锋实验性的语言资源，进入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视域。
语言的经验实证观为延安文学的“工农兵语言”提供了方法论。在延安文学中，以“工农兵”为语言主体的文本言说，虔诚地信奉语言表述本身的真实性，认为语言若不能从表达经验里透视现实生活，就难以反映工农兵大众的生活真实。创作者们自觉地将语言放回到现实“经验”中，坚信语言所表述的现实“经验”的真实性。这里所谓的“经验”，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接触和感性认识，并以感性认识的积累、深化为基础进行观察、领会；这是一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审美感知过程，它追求话语的明晰和确定，语言也就自然呈现为明晰、确定的状态。工农兵的生活经验和语言实践成为检验文学语言的逻辑实证，类似于胡适当年所说的“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质言之，“工农兵语言”一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语言的文艺腔，“革命文学”受限于文艺腔并缺少源于现实生活的语言经验表达，其创作不免陷入教条化、书面化的弊端。延安文学挣脱上述文艺腔的同时，在“工农兵语言”中获得新的话语空间，从中隐现出“五四”“文学革命”以新的白话文语言（经验）取代旧的文言文语言（经验）的那种文学“解放”和创作“自由”。
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直言：“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讲话》将文学语言的工农兵大众化上升到思想感情的高度，通过此类逻辑实证原则对原来的语言生态进行清理和整理，建立与工农兵大众思想感情融为一体的规范化语言。当文学语言被规划为“工农兵语言”后，文学只能通过现实生活的大众化实践和“工农兵语言”的话语实践双重“经验”来整合、设计文学语言的要素。被语言经验实证化的文本就依赖语言的运作，影响、改变作家话语行为中的语词系统和语义系统，用同一种语言把延绵的个人体验客观化。那些既不属于“五四”现代白话亦不属于20世纪30年代文艺腔的语言，使得作家们在一种陌生化的语言经验空间，得到重新体会汉语写作的机会。这意味着，延安文学语言的经验实证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汉语写作具有自足意味的语言意识，对于文学母语乃至文学现代性重构，也不失为一种探究性尝试或尝试性探究。
语言的实用目的观指向的是延安文学语言建设的最终目的。很明显，“工农兵文学”语言观的旨归无非是，将文学语言的所指意义从话语对主体的审美建构，转换为主体与实在世界的审美关系。具体说，延安文学意在如何推动、帮助语言完成自我目的化——将语言符号的美学功能推向政治实用理性的极致后而形成的文学文本，凡是不符合这一文本规范的都被排斥在外。如果说，语言的革命进化观为语言的经验实证观造势，那么语言的经验实证观则是语言的实用目的观的方略。如，赵树理小说的文体意识和语言观念，来自他强烈的问题意识：“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与“五四”时期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的“问题小说”不同，赵树理的小说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且将文学创作当作话语实践向社会实践转化。周扬就曾称赵树理的成功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至于《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延安文学的典范文本，可以说是“工农兵话语”实践最为成功之处，也都体现出文学对“经典”的塑造。相反，丁玲的《在医院中》、何其芳的《叹息三章》《诗三首》、莫耶的《丽萍的烦恼》等，被称为描写“小资产阶级”、情绪“不健康”、漠视“工农兵话语”的作品而受到批判。
“工农兵话语”所派生的文学语言的实用目的性，促使“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因之发生了极大变化:它由个人创作日渐转化为集体制作，由私人话语日渐转化为集体话语、阶级话语或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后更是让文学实践成为毛话语的再生产场域。正是在这样一种划时代的话语实践转换中，延安文艺的面貌才最终焕然一新，形成了有别于此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的种种质素，并由此在与政党权力的结合中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形图”。
三、“工农兵话语”的历史合理性和文学局限性
与“五四”白话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不同，延安文学凭借简明而权威的“工农兵话语”而自立，不像“五四”新文学那样众说纷纭，“工农兵话语”有能力命名和设置文学经典（“赵树理方向”），不似左翼文学那样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文学范本。“工农兵话语”在赋予延安文学合法性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合理性。在此意义上，“工农兵话语”的确立颇似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说的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它将文学创作当作政治意识形态的审美表意方式，以体制化机能和延安文学之间建立明确而固定的关系，通过强化性的重复来灌输特定的价值意义和行为规范，营造了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文学世界。这样的体系和世界既正常循环又具有严密的封闭性，其中既有历史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无法避免其文学局限性。
从文学现代性重构角度看，“工农兵话语”并非只是话语观念的革命和文学观念的变更，而是顺应中国新文学的转型与文学现代性重构。正是在彻底颠覆与完全再造中，延安文学的“文学革命”在自足与约束的平衡中寻找文学现代性重构或文学创世的突破口——“工农兵方向”；虽然这一“方向”如今看来并非完全正确的选择，却是顺时应势的唯一选择，一个简单的事例就是“工农兵话语”对“鲁迅方向”的改造和阐释。
对“鲁迅方向”的权威界定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家”并举，赋予“鲁迅方向”以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层面的意义。而树立“鲁迅方向”除了对延安文学进行引导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建构“工农兵话语”。是故，鲁迅成为一个有着严格历史规定性的“鲁迅”，“当鲁迅的复杂性不能为新的意识形态所整合，于是就对它的某些方面予以了弱化式处理，并且在进行这种弱化处理的同时，也开始对鲁迅传统进行新的改写与重塑，而这，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化的转换来完成”。这样来以“鲁迅方向”最大限度印证和支撑“工农兵话语”的真理性功能。在延安时期颇负盛名的理论家陈涌看来，“鲁迅方向”理应转换为文艺上的“毛泽东方向”也即“工农兵方向”。
我以为，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鲁迅精神作为一个丰富的存在，其中最具有价值意义的如以“立人”为要旨的思想，以及个性独立、批判理性、反抗意识等启蒙话语诉求，在上述的“鲁迅方向”中并没有获得申述和敞亮，只能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筛选、改造下悄然隐匿。“在总体上必须明确指出，这种阐释思路不是完全尊重鲁迅作品及其思想本身的结果，而是服从于一种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召唤，因此它是一种远离鲁迅本体的研究。”当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而非“鲁迅的方向”，并宣告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已经成为过去时，“赵树理方向”取代“鲁迅方向”是必然的。所有的一切皆为“工农兵话语”使然。
《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界就兴起了“整顿文风”的运动，所谓“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整顿文风”的实质在于“工农兵话语”的确立。“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一次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个秩序既要求所有言说和写作都要臣服于毛话语的绝对权威，又要求以各种形式对这种话语进行复制和转述的时候，用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工农兵话语”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权威话语，在推动文学语言走向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同时，将语言符号的话语功能推向极致，“用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成为一种以“工农兵语言”构成的完整而自足的文学话语实体。言说主体的任何话语实践都是预先被规定的，任何话语陈述充其量不过是依照“工农兵话语”范式来叙说。
在延安文学的创作实践中，作家只能运用汉语言母语，很难超越母语设定的语言边界。与此同时，不少延安作家不约而同地遭遇了母语写作自身的局限性，这种自身的局限性恰恰是话语施与语言的——“工农兵话语”对于文学语言的制约。具体表现为，在“工农兵话语”的整合下文学对革命宣传的分外注重，对文学形式的选择过于逼仄并缺乏恒定的标准，以及“辞达而已”的语言表现功能，等等。“延安时代对20世纪上半段文学有清算意味，是‘古典’倒掉、走入‘现代’的中国文学企图重新树起标尺的一个转折。”职是之故，考虑到“工农兵话语”所产生的文学语言体系长达几十年无所不在的影响，以及延安文学之后的中国文学实际上都是这场话语革命的产物，同时它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场话语革命的后果：由于“工农兵话语”谋求在文学话语构造和文学语言实践上“建立整齐划一的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因而在客观上忽略了艺术涵容度和审美表现力，在施展、探索汉语写作的表意特质和母语文学的诗性本色上力不从心。
总而言之，“在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化’进程中，母语文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被漠视和消解，与此同时，文学的母语写作即使是在被‘解构’的状况下也一直处于‘重构’的努力中。”在此意义上，“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绝大部分的语言变革（运动）实质上是关乎母语文学的“解构”与“重构”的。延安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叙事，凭借其理论和创作双向并举的系统化创制，不仅成为文学现代性重构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现象级存在，更是一种颠覆式创新和实验。它内化为特定的文学传统，在一个较长时段牵引着文学现代性重构的运行方向。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51-158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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